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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国际关系重构，海外科技人才就业环境受到影响，人才回流推力增强，而中国经济与研发环境持续改善，人才回流拉力提升，后疫情时期中国或将迎来一次海外科技人才回流高潮。积极推进和有效利用此次人才回流，由国家驱动转向职业驱动，坚持需求导向、引育并重，便可化危为机，推进国内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提升。

关键词：新冠疫情；大变局；海外科技人才；人才回流

回流的推力：大变局背景下科技人才海外就业环境的变化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理论框架，它强调经济因素在人口流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劳动力流动是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会受到地理远近、文化亲疏和语言差异等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科技人才处于人才队伍的顶端，其流动的影响因素相对复杂。既有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科技人才而言，经济及个体职业发展机会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两大主要因素。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国际关系重构，科技人才的海外就业环境已发生重要变化，人才回流的推力将有所提升。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危险系数攀升。2019年以来，受贸易与国际关系紧张等不确定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先后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国际贸易严重受损，金融市场不断震荡，失业风险持续加剧，世界经济的衰退几成定局，海外科技人才就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危险系数持续攀升。

第二，海外谋求职业发展压力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人才海外留学规模不断扩大，一批学者学成未归，成为我国海外科技人才群体的主力，而美国是我国海外科技人才跨国迁移的主要目的国。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变化渗透进美国学术职业系统。2018年，当地启动了对在美华人科学家的密集性审查；2019年11月，美国又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报告，一批华人科学家的就业与学术环境受到影响，职业发展上行压力增强。

第三，海外就业面临突发性困境。受全球经济下行及新冠疫情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面临严峻的失业危机。2020年4月，为保护本国居民就业，美国政府宣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暂停受理外国公民赴美移民60天，可以预见此种限制性政策将被其他国家效仿。而全球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也先后宣布陷入财务危机，纷纷采取减少或取消教职员工招聘计划、限岗限薪等手段来缓解财务紧张状况。这些发达经济体及全球知名高校是中国科技人才海外留学和就业的首选之地，但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这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将使其就业面临突发性困境。

回流的拉力：大变局背景下科技人才国内就业环境的变化

在科技人才海外就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科技创新与人才建设被中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研发环境已得到极大改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对科技人才“求贤若渴”，人才回流的拉力增强。

第一，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但始终保持在6%以上水平。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9.09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在各国仍然疲于应对、经济活动被迫“停摆”之时，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优越性凸显，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成为全球最早启动复工复产的国家。另外，各国财政状况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疫情前财政状况相对较好。2020年，政府又决定增加1万亿财政赤字和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预期经济将得到较快、较好的恢复发展。此外，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远未止步，新兴科技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将持续性增强，中国依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

第二，中国科技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十年间研发（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4%，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持续性攀升。在一些重要领域方向，中国科技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近十年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并稳步提升，到2018年达到58.7%，但距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贡献率水平依然有一定差距。中国科技依然蕴藏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为推进科技发展，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密集性地发布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一系列科技政策，致力于多方位优化科研环境，中国科技发展步入战略转型期，科技工作者将大有可为。

第三，中国人才计划及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科技，仍然面临较大的人才缺口，特别是对位于人才队伍顶端的科学家而言。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相继启动了一系列高端人才引进和支持计划，形成了“国家—地方—高校”全方位推进的科技人才引进和支持体系，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日趋开放和健全。2016年，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提出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未来中国的人才制度将更加健全和完善，更有利于激发人才潜能、释放人才活力。

危中有机：中国海外科技人才回流的应对建议

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全球经济与政治发生较大波动的时候，都会刺激一批海外科技人才归国探寻发展机会。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2008年—2009年学成回国留学人员迎来一次增长高峰，连续两年增长率达50%以上。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世界带来诸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海外科技人才的就业预期，国际环境的推力和国内环境的拉力交互作用，将激发一批海外学者回国报效，这对于正处在科技强国战略关键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良好的契机。积极对待和有效推进此次海外人才回流热潮，对优化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提升队伍建设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要强调职业驱动而非国家驱动。祖国情结虽然会影响人才的跨国流动，但既有研究表明：职业发展前景才是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人才竞争的背景下，各国纷纷通过制定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流。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海外散居群体对国家发展的潜在贡献，以色列开始实施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政策（State-Assisted Return Policy, SARPs），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人才回流政策从“国家主义”到“职业主义”的转变，随即引发大量海外科学家的回归和集聚，推进了该国的科技繁荣，最终被冠以“全球第二硅谷”的美誉。我国的人才政策体系和话语结构长期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强调民族复兴、爱国报效以及公民责任等，这虽然会对部分海外科技人才归国产生一定拉力，但是面对巨大的人才缺口，国家驱动型人才政策对全球科学家的吸引力远远不足。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想要推进我国海外科学家归国，政府和社会更宜借鉴以色列的已有经验，转变引才工作的宣传话语体系，从“国家主义”转向“职业主义”，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同时，更注重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强调回国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强对高精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第二，要坚持按需引才而非以数引才。以“千人计划”“万人领军”“长江学者”等为代表的国家人才支持计划在培育科技精英的同时，也逐步嵌入到了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成为用人单位绩效考核和科研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引发了人才工作的“数据化”政绩导向，也引起了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人才混战”。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而对国际高层次人才争夺日趋激烈。我国面临着顶尖科技人才匮乏和人才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人才建设工作亟须扭转“以数引才”的方式，坚持需求导向。一方面，国家人才工作可引入PPP（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尽快开发和建立科技人才需求信息平台，供用人单位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发布招聘计划、宣传引才政策，变“国家主导”为“社会驱动”，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并妥善安置就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海外科技人才的“鲶鱼效应”，利用科技人才回流激发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推进国内科技人才的有序流动，变“行政调动”“政策扶持”为“市场驱动”，完善国内人才资源的均衡配置。

第三，要坚持引育并重而非重引轻用。片面追逐人才数量，忽视引进之后的育才和用才环节，是当前国内众多机构引才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容易引起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无序竞争，广为社会诟病。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人才不仅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用得好。一是要不断优化科研创新系统的用才环境，实施“一对一”的跟踪服务，尽量满足高技能人才的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高层次科技人才在重大创新型成果研发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要探究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和职业发展需求，构建科学合理的育才环境，充分释放引进人才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潜能；三是要注重发挥引进人才在团队建设、知识传播和扩散中的示范和引领效用，推进国内科技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培育和打造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的优秀科研团队。（作者单位：柳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李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离退休人员工作处；李欢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

本文系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首都哲社领军人才流动与集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GLC05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KY19-05）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会工作专项课题“高校哲社领军人才流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ghzd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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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liuxuehr.com/news/jiaodianzixun/2020/1116/41325.html